苏轼《思治论》原文及背景介绍

原文

今世有三患而终莫能去，其所从起者，则五六十年矣。自宫室祷祠之役兴，钱币茶盐之法坏，加之以师旅，而天下常患无财。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丰财者，不可胜数矣，而财终不可丰。自澶渊之役，北虏虽求和，而终不得其要领，其后重之以西羌之变，而边陲不宁，二国益骄。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而天下常患无兵。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胜数矣，而兵终不可强。自选举之格严，而吏拘于法，不志于功名;考功课吏之法坏，而贤者无所劝，不肖者无所惧，而天下常患无吏。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择吏者，不可胜数矣，而吏终不可择。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是岂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贵于立者，以其规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故其应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

众人以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为理之必然，如炊之无不熟，种之无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子产以为不思而行，与凡行而出于思之外者，如农之无畔也，其始虽勤，而终必弃之。今夫富人之营宫室也，必先料其赀财之丰约，以制宫室之大小，既内决于心，然后择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将为屋若干，度用材几何?役夫几人?几日而成?土石材苇，吾于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听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当，则规摹之先定也。今天下则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则治刑狱，而聚敛之臣，则以货财为急。民不知其所适从也。及其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而已，其济与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见其利害，而后之政复发矣。凡今之所谓新政者，听其始之议论，岂不甚美而可乐哉。然而布出于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终。何则?其规摹不先定也。用舍系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故万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废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顾者有之矣。

所用之人无常责，而所发之政无成效。此犹适千里不斋粮而假丐于涂人;治病不知其所当用之药，而百药皆试，以侥幸于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齐，周公治鲁，至于数十世之后，子孙之强弱，风俗之好恶，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专一，则其势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为政而至于霸，其所施设，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晋，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践尝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为未可，及其以为可用也，则破楚灭吴，如寄诸其邻而取之。此无他，见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与明者熟策之而已。士争言曰：如是而财可丰，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吏可择。吾从其可行者而规摹之，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规摹之内，而无务出于其所规摹之外。其人专，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独擅而兼言之，则其所以治此三者之术，其得失固未可知也。虽不可知，而此三者决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无术。其术非难知而难听，非难听而难行，非难行而难收。孔子曰：“好谋而成。”使好谋而不成，不如无谋。盖世有好剑者，聚天下之良金，铸之三年而成，以为吾剑天下莫敌也，剑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铸而不知收也。今世之举事者，虽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过数人，欲坏之者常不可胜数。可成之功常难形，若不可成之状常先见。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于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商君之变秦法也，撄万人之怒，排举国之说，势如此其逆也。苏秦之为从也，合天下之异以为同，联六姓之疏以为亲，计如此其迂也。淮阴侯请于高帝，求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而西会于荥阳。耿弇亦言于世祖，欲先定渔阳，取涿郡，还收富平而东下齐，世祖以为落落难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谋人国，功如此其疏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于其口，成于其手，以为既已许吾君，则亲挈而还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于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于人而后具也，如有财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

然而政出于天下，有出而无成者，五六十年于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欤?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无所收欤?故为之说曰：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先定者，可以谋人。不先定者，自谋常不给，而况于谋人乎!且今之世俗，则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于朝廷者不笃，而皆好议论以务非其上，使眩于是非，而不知其所从。从之，则事举无可为者，不从，则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败。夫所以多故而易败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贼之，议论胜于下，而幸其无功者众也。富人之谋利也常获，世以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于人素深，而服于人素厚，所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众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势，其成也有气。富人者，乘其势而袭其气也。欲事之易成，则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以力胜。

力不可胜，则莫若从众。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而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从众也。众多之口非果众也，特闻于吾耳而接于吾前，未有非其私说者也。于吾为众，于天下为寡。彼众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众多之口，举不乐也。以众多之口所不乐，而弃众之所不言而同然，则乐者寡而不乐者众矣。古之人，常以从众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从众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从者，非从其口，而从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谓逆众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减任子。然不顾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尝有一言。何则?彼其口之所不乐，而心之所同然也。从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犹有言者，则可以勿恤矣。故为之说曰：“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独为吾国而已，虽北取契丹可也。

背景

《思治论》针对时之“三患”(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指出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又分别在《万言书》和《辨试馆职札子之二》中力斥时弊，又向神宗提出其改革纲领乃“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更力主择贤选能并望神宗能“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如此等等，可见东坡既非守旧儒生，亦非空腐文士，而是既谋革新、复图渐进的务实型人物。“早在青年时代，苏轼就是主张革新政治的。

他在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一○六○年)应“制科”考试时的试卷《进策》(包括《策略》、《策制》和《策断》共25篇)以及后来在凤翔判官任上所作的《思治赋》中，就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改革主张。他不但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当时“有治平之名无治平之实”，“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是关系国家存亡的主要时弊，以及这种弊病迟迟得不到革除的原因，在于皇帝的只务虚名而不求实效和大小官员们的因循苟且，不思改革，而且针对这些时弊，提出了“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兵旅”的革新措施。在政治上，他主张“历法禁”，要像商鞅、韩非那样，“用法治于大臣，而后及于疏贱”;他主张“决壅蔽”，鼓吹整顿吏治，任用贤能，罢斥冗员，使下情得以上达。

在财政上，他主张“均户口”，“较赋役”，改变那种“富者地日紧益，而赋不加多，贫者地日以削，而赋不减少，”的极端不合理现象，刹住越来越严重的兼并之风，“使民得以少苏”;他主张“厚货财”，“省奉给”，“节用廉取”，裁减“冗官”、“冗兵”，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在军事上，他主张“教战守”、“训后旅”，教会平民打仗，“使民得更代而为兵，兵得复还而为民”，借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巩固边防，抵抗辽、夏的侵略，从而结束从前那种募民为兵，终身服役，在对外战争中，“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戳，以百万之众，而见屠于数千之兵的悲剧。”

由此可见，苏东坡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位主张变革的有理想和抱负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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