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三槐堂铭并序》

原文：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①，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②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录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注】①魏国文正公：指王旦，封魏国公，谥文正。②晋（国）公，王佑。

译文：

天理会一定展现出来吗？但是贤能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却不一定长寿。天理不一定展现出来吗？但是仁爱的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是正确的说法呢？

我听说包申胥说过：“人的意志可以胜过天，天的意志也能胜过人为的努力。”世上议论天道的人，都不等天的意志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它，因此认为天是不可捉摸的。善良的人因此而倦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天还没有表现出他的意志来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中，开始时，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经过四季而长青，历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天的意志。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到子孙后代才表现出来，天的意志可以说是由来久远的。我根据所见所闻的事实考察，天理必然会展现出来，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家将要兴盛，必然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他们大量行善施德却没有得到善报，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守祖宗法度的太平盛世的君主共同享受天下之福。已故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在后汉后周期间就已名声显扬，先后侍奉过太祖、太宗两朝，能文能武，忠孝品德高尚，天下人都希望他能出任宰相，但是最终由于他性情正直而不为当世所容。他曾经亲手在庭院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子孙将来一定有做三公的。”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果然在宋真宗景德、祥符年间当了宰相。那时正值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无事，享受了荣华富贵十八年。今天把东西存在别人家中，第二天去取，有可能取到，也有可能取不到。而晋公自身修养德行，希望能从上天那里得到回报。几十年后他得到了上天的回报，就象手持契约，亲手交割一样。我因此知道天确实可以说有必然的意志。

我没有赶上看到魏国公，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常常对仁宗皇帝直言极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是上天要使王氏重新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贤能之士呢？世人有将晋国公与李栖筠相比的，他们杰出的才能、正直的气质确实不相上下。李栖筠之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差不多，但在忠信仁厚方面，却赶不上魏国公父子。由此看来，王氏的福份大概还没有完结吧。

懿敏公的儿子王巩，跟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铭曰：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家业，跟槐树一起萌兴。辛劳的培植，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他辅佐真宗、天下太平，回乡探家，槐荫笼庭。我辈小人，一天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不种植就能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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