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 (Nietz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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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德语：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著名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化评论家、诗人、作曲家，他的著作对于宗教、道德、现代文化、哲学、以及科学等领域提出了广泛的批判和讨论。他的写作风格独特，经常使用格言和悖论的技巧。尼采对于后代哲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尤其是在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上。

在开始研究哲学前，尼采是一名文字学家。24岁时尼采成为了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德语区古典语文学教授，专攻古希腊语，拉丁文文献。但在1879年由于健康问题而辞职，之后一直饱受精神疾病煎熬。1889年尼采精神崩溃，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在母亲和妹妹的照料下一直活到1900年去世。

生平

早年（1844—1869）

尼采就读了一间私立的男子学校，在那里他认识了来自显赫家庭的古斯塔夫·克鲁格和威廉·皮德尔，与他们结为至交。这时的尼采希望以父亲为榜样也成为一名牧师，因此他时常给伙伴们朗诵圣经里某些章节，为此他获得了小牧师的称谓。他也认识一些当地的音乐家，开始了他对音乐的爱好。14岁时他进入普夫达（Pforta）中学，课程以古典教育为主，且以训练严格出名，这一开始让尼采很不适应。尼采在学校里也认识了保罗·杜森（Paul Deussen）和卡尔·冯·格尔斯多夫。尼采在这段时间也专注于撰写诗赋和音乐。在普夫达中学里尼采接受了希腊和罗马古文学的训练，这也是他首次接触到与家中基督教教育完全不同的环境。

于1864年毕业后，尼采进入了波恩大学，开始对神学和古典语文学进行研究，并在此期间做了大量有关于荷马与古典语文的演讲。在经过一个学期的研究后（也是出于对他母亲的不满）尼采失去了对基督教的信念，停止了对宗教的研究^[3]。造成尼采转变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阅读了神学家大卫·斯特劳斯（David Strauss）所著的《耶稣的生平》一书，这对当时年轻的尼采产生极大震撼^[3]。尼采接着将心力放在研究哲学上，不久受到弗里德里希·威廉·里奇尔（Friedrich Wilhelm Ritschl）教授的赏识，并且在隔年追随他前往莱比锡大学就读。在那里他也认识了后来成为古典学家的同学欧文·罗德，并且发表了第一份文字学的研究。

在1865年尼采研读了许多亚瑟·叔本华的著作，并在1866年读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所著的《唯物主义之历史》一书。他很快便迷上两本书里的哲学观，这促使他将他的研究领域扩展至文字学以外，并且决定继续深入学习。1867年尼采自愿加入普鲁士军队于瑙姆堡的炮兵部队服役一年，然而在1868年3月发生的一场车祸却使他无法继续服役。尼采于是继续他的研究，在他研究告一段落的那一年他也认识了理察·瓦格纳。

教授生涯（1869—1879）

在里奇尔教授的帮助下，尼采得以轻易获得瑞士巴塞尔大学提供的古典哲学教授职位，而无需先取得博士学位或教学的证书。在搬至巴塞尔后，尼采宣布放弃他的普鲁士公民权，从此保持无国籍人士的身份一直到去世^[4]。尽管如此，他仍在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加入普鲁士军队，担任医护兵职务。短暂的军旅生涯带给他极大的震撼，让他见识到了战争带来的毁灭，同时萌发了日后一大思想的雏形“权力意志”。在从军期间他也染上了痢疾和白喉。

在1870年回到巴塞尔后，尼采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见证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以及接下来奥托·冯·俾斯麦执政的年代。尼采以“荷马与古典哲学”作为他教授教职演说的主题。在大学里他认识了神学教授弗朗茨·奥韦尔贝克，两人从此成为终身至交。尼采也认识了默默无名的俄国哲学家Afrikan Spir^[5]以及他的同事—历史学家雅各·布克哈特{代表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尼采还经常前往聆听布克哈特的授课，两人对尼采都产生极大影响。尼采也一直与在莱比锡认识的理察·瓦格纳和他的妻子柯西玛保持联系，尼采相当欣赏瓦格纳夫妻，经常前往瓦格纳在琉森州的住所拜访。瓦格纳夫妻将尼采引入他们的社交圈子，还邀请他一同出席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的开幕演奏。

尼采在1870年他还将《悲剧的诞生》一书的手稿送给柯西玛作为生日礼物，在1872年正式出版《悲剧的诞生》一书。然而，其他的古典语文学教授包括了里奇尔在内都对尼采的新书不感兴趣，甚至还表露了极大的失望，认为尼采抛弃了“他的母亲”，即古典语文学。因为尼采在这本书里放弃了精确的语言学研究方式，而是改用哲学的演绎方式进行论述。另一名语言学家Wilamowitz-Moellendorff则发表了一篇严厉的批判文章，虽然其默默无闻，{之前还对尼采十分恭敬}但他的观点代表了语文学界对于尼采这本书的主要看法。尼采青年时期的好友欧文·罗德（这时已在基尔担任教授）以及瓦格纳则挺身替他辩护。尼采坦承了他在古典语文学界被孤立的处境，以至于曾经人头攒动的尼采先生的课堂变得一下冷清起来，到了来年，只有两个外来系的学生。这是令人苦恼的，对于尼采更是如此。

在1873年至1876年之间，尼采陆续发表了四篇长篇论文：《大卫·斯特劳斯：自白者和作家》、《历史对生命的利与弊》、《教育家叔本华》、和《理察·瓦格纳在拜鲁特》（这四篇论文后来被收录以《不合时宜的考察》为名出版）。四篇论文都带有文化批判的色彩，吸纳了叔本华和瓦格纳的思想{但在第四篇《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中隐隐表露了与瓦格纳之间的矛盾}，挑战当时正快速发展中的德国文化。从1873年开始尼采也陆续撰写一些短文，这些短文在他死后以《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为名出版。在这段时间里尼采活跃于瓦格纳的社交圈中，认识了玛毕达·莫森布（Malwida Von Meysenbug）女士和汉斯·冯·彪罗，也认识了道德学家保尔·瑞（Paul Rée代表作《论道德感的起源》），雷在1876年对于尼采产生极大影响，使他脱离了早期著作中的悲观写作风格。然而，1876年的拜鲁特音乐会却使尼采大为失望，他被演奏的平庸和大众的粗俗反应所震怒，从此开始与瓦格纳保持距离。

尼采接着在1878年出版了《人性，太人性的》一书，以格言方式讨论从形而上学到宗教乃至于性别等各种议题，也是在这本书里尼采明确的抛弃了瓦格纳和叔本华的哲学。尼采与欧文·罗德等人的交谊也在这时开始冷淡。尼采在这段时期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婚姻对象，却始终没有着落。自从幼年时期开始便一直为许多慢性疾病所苦的尼采，健康状况亦越来越差。严重的近视使他近乎丧失视力、偏头痛的疾病、以及剧烈的胃部疾病。1868年的车祸加上1870年的一场大病也进一步恶化了他的健康状况，迫使他在巴塞尔任教期间必须申请越来越长的病假。终于在1879年，尼采不得不辞去他在巴塞尔的教授职位，正常教学活动完全中止。

孤独的哲学家（1879—1888）

由于饱受疾病煎熬，尼采开始四处旅游以寻找气候较为理想的地区定居，从此一直到1889年为止以私人身份游遍了许多城市。他在瑞士的格劳邦顿州地区度过了好几年的夏天，并在意大利的热那亚、都灵以及法国的尼斯等地度过许多年的冬天。在1881年当法国占领突尼斯时，他曾计划前往突尼斯以观赏从非洲眺望欧洲大陆的风景，但后来打消了这个主意（或许是因为健康原因）^[6]。尼采偶而会返回瑙姆堡探望他的亲人，在这段时期尼采与他的妹妹也经常爆发争执、但通常到最后都得以和解。尼采依靠他从巴塞尔大学获得的退休金生活，但也获得一些朋友的资助。曾是尼采学生的彼得·加斯特（Peter Gast）也自愿担任尼采的个人秘书。直到尼采去世为止弗朗茨·奥韦尔贝克和彼得·加斯特两人始终与尼采保持紧密关系。即使已经脱离了瓦格纳的圈子，玛毕达·莫森布女士仍在尼采生活中扮演着类似母亲一般的角色。不久后尼采开始与音乐评论家Carl Fuchs接触。这段时期是尼采创作的黄金时期，从1878年出版的《人性，太人性的》一书开始，尼采在接下来每年都会出版一本书（或是一本文集）直到1888年为止，在最后一年里尼采完成了五本书。

在1882年尼采出版了《快乐的科学》的第一部分，他在那年也透过玛毕达·莫森布和保罗·瑞认识了女作家露·莎乐美（Lou Salomé）。尼采和莎乐美在图林根一同度过了夏天，妹妹伊丽莎白也经常陪伴他们。尼采最后深深爱上了莎乐美，在保罗·瑞的协助下开始追求她，但当尼采向她求婚时，莎乐美拒绝了他。尼采与莎乐美和雷两人的亲密关系最终在1882年/1883年的冬季破裂，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出自妹妹伊丽莎白的从中阻挠和离间。在失恋的痛苦下尼采的病情再度复发，他与母亲与妹妹的关系也由于莎乐美而几近破裂，更数度萌起自杀的念头。尼采接着躲至了意大利的利古里亚，在那里他仅花了十天的时间，写下了第一部分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在彻底切断他与叔本华的哲学联系、以及与瓦格纳的友谊后，尼采的朋友所剩无几。他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风格之独特使他更被当时的主流所疏离，著作的卖出量也少得可怜。尼采对此无动于衷，继续保持他孤独的生活，尽管他经常对此抱怨。尼采的书籍都是自费出版，且大多仅卖出几百本，最多也不到两千本。在1885年他只印出了40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只将其分送给他的亲密朋友们阅读。

在1886年尼采与他的助理编辑Ernst Schmeitzner断绝合作关系，对其保持的反犹太思想感到厌恶。尼采写道他的著作被“完全埋在反犹太的垃圾堆中”，甚至将他与那些“应该被所有理智人类所瞧不起的活动”连结在一起。他接着自费出版了《善恶的彼岸》，并在1886—87年再版了他之前的几本著作（《悲剧的诞生》、《人性，太人性的》、《朝霞》、以及《快乐的科学》），附上了新的引言，重新解释了这些早期的著作。这时尼采认为他的著作已经大致告成，并期望可以吸引新的读者群。事实上，对于尼采思想的兴趣在这段时期的确有所提升，即使尼采本人并没有发现。也是在这些年里尼采认识了作家卡尔·施皮特勒等人。1886年，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与一名反犹太主义者结婚，并前往巴拉圭企图创建一个纯种的“德意志人”殖民地，她们的计划则被尼采大肆嘲笑。长年下来尼采与伊丽莎白兄妹两人一直冲突不断，最后大多是以和解告终，但这次的分裂则要到尼采发疯后两人才得以再次团聚了。这时尼采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使得他根本无法进行一些较长期的写作计划。在1887年尼采发表了《道德谱系学》一书，引发了相当的争议。

在这几年里尼采持续接触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很快便受之影响^[7]。他也与依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保持书信联系，后来也认识了丹麦文学家布兰德斯（Georg Brandes）。在1870年代以讲授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为主的布兰德斯曾邀请尼采前去一同研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尼采在回信中承诺会抽空前往哥本哈根拜访他，但在他来得及实现这个承诺前自己便已经被病魔缠身了。在1888年初，布兰德斯于哥本哈根大学首次正式讲授尼采的哲学思想，不过这已是他发疯前夕了。

虽然尼采在1886年曾宣布（在《善恶的彼岸》的结语中）他会着手撰写一本名为《权力意志》的新书，他最后放弃了这个计划，并且以其中未完成的文稿汇编了另外两本著作：《偶像的黄昏》与《反基督》（两本书都在1888年完成）^[8]。

这时尼采的健康状况稍有改善，1888年的夏季里他都保持旺盛的写作精力。当年秋季的著作和书信中显示他已经开始对自己的地位和“命运”抱持更高的期望，他开始高估社会上对于他的著作的名声和肯定，尤其是在当时引起相当争议的《瓦格纳事件》一书。在完成《偶像的黄昏》与《反基督》两本书后，尼采在他44岁生日时决定替自己写下一本自传《瞧！这个人》，尼采在这本自传中希望读者认识到自己独特的一面：“听我说啊！我是这样独特而又这样杰出的一个人。不要把我与任何其他人混淆。”（考夫曼的英文译本）在12月，尼采开始与剧作家奥古斯特·史特林堡通信，由于觉得自己的作品在国际上缺乏重视，尼采向一些之前的出版商买回自己作品的版权，企图将它们翻至其他的欧洲语言在国外出版。除此之外他还开始撰写《尼采反对瓦格纳》一书。

发疯和去世（1889—1900）

在1889年1月3日，尼采开始显露出一些精神状况不稳的征兆。有一天在意大利都灵街上引起公众骚动后，尼采被意大利警方带回。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今已无从得知，经常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尼采在卡罗·阿尔伯托广场看见一匹马被马夫鞭打，突然上前抱住马的脖子痛哭道：“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接着便瘫倒在地上（巧合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有一幕便是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看见马匹遭到鞭打的场景。尼采还曾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唯一一个让我受益良多的心理学家”）。

在接下来几天里尼采寄出了几封短信给他的几名朋友（包括了布克哈特以及瓦格纳的妻子柯西玛在内）—这些信被称为“Wahnbriefe”（“发疯的信件”）。

在给布克哈特的信中尼采写道：“我已经被该亚法（新约圣经中陷害耶稣基督的祭司）套上脚镣了。去年我还被那些德国医师长期折磨。威廉皇帝、俾斯麦、还有那些反犹太主义者都被废止吧！”^[9]

在1889年1月6日，布克哈特把尼采的信拿给奥韦尔贝克阅读，隔天奥韦尔贝克也从尼采那接获了一封类似的信，他们决定必须想办法把尼采带回巴塞尔。很快的奥韦尔贝克赶赴都灵将尼采护送回巴塞尔的一间精神病诊所，在那时尼采显然已经完全发疯了，尼采的母亲决定将他转送至耶拿以接受精神病医师奥图·宾斯汪格的治疗。从1889年11月至1890年2月间Julius Langbehn也企图治疗尼采，他批评主治医师的方式对于尼采的情况并无法发挥效果。Langbehn对于尼采的控制似乎越来越深入，直到后来他对尼采全权管理的要求和他隐秘的举止使得他逐渐失去了尼采母亲等人的信任。在1890年初尼采的母亲将他从精神病医院带回瑙姆堡的家中疗养，在这段期间奥韦尔贝克和彼得·加斯特也讨论了要如何处理尼采未完成的著作。尼采的《偶像的黄昏》已在1889年1月依照原定计划出版，他们并在2月下单印刷50份《尼采反对瓦格纳》的拷贝，但出版商秘密的印刷了100本。奥韦尔贝克和加斯特决定暂停《反基督》以及《瞧！这个人》的出版，因为这两本书包含更为激进的道德理论。这时尼采的名声开始了第一波的复苏。

在1893年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从巴拉圭返回德国，殖民地计划以彻底失败告终，她的丈夫还在那里自杀了。回到德国后，伊丽莎白开始阅读尼采的著作，并且一步接着一步的控制了这些著作以及它们的出版。奥韦尔贝克最后被伊丽莎白驱离，但彼得·加斯特则选择和她合作。在母亲于1897年去世后，尼采搬到了魏玛，由伊丽莎白负责照顾他，伊丽莎白也允许一些包括鲁道夫·斯坦纳在内的访客前来探望已经无法与人正常沟通的尼采。

一些人经常举出梅毒为尼采发疯的病因，然而，许多尼采的病征、以及他在发疯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的健康状况似乎与传统的梅毒感染不同。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尼采的发疯与他的哲学思想无关，但有一些人则主张他的发疯是被他自己哲学思想所带来的心理失调所造成的。

在1900年8月25日，尼采死于肺炎，伊丽莎白将他与父亲的坟墓并列安葬。他的朋友加斯特在葬礼上致哀悼词道：“愿你神圣之名受所有后代彰显！”^[10]（尽管尼采曾在《瞧！这个人》一书中表示他不希望自己被人称为“神圣的”）。

在尼采死后不久，妹妹伊丽莎白将他留下的一些笔记整理为《权力意志》一书出版。由于这本书是由他妹妹编汇的，学者一般认为这本书并没有反应出尼采的真正思想。研究尼采的学者Mazzino Montinari便说《权力意志》一书“根本是假的”。伊丽莎白篡改和删除了许多尼采原稿的段落，例如在《反基督》一书的第35节中，伊丽莎白便删去了尼采为了讽刺圣经而写下的一个段落。

哲学思想

身为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对尼采思想的研究却可能是在当代哲学界最缺乏一定共识的领域了。人们可以容易的看出尼采提出的主要概念，但这些概念背后的真正涵义、以及这些概念的重要性先后都是相当具有争议的。尼采曾知名的提出“上帝已死”的主张，而这种上帝之死不是为了形塑成激进的观点主义，便是迫使读者接受“真相”永远是具有既定观点的主张。尼采也区分了主人-奴隶道德说，主人的道德是来自于对生命的颂扬，而奴隶的道德却是来自于对前者的愤恨。这种区分方式直接指出了“好与坏”与“善与恶”两种道德标准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在主人道德中的“好”却在奴隶道德中被视为是“恶”。

从道德与伦理引发的各种争议也因此可以被归属为心理学的领域，尼采提出的观点主义可能减少了知识论在心理学界的重要性。尼采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概念之一便是“权力意志”，在最基本上，尼采曾主张意志的力量在解释人类行为上要比柏拉图学派的爱欲（Eros）概念、叔本华的“生存的意志”、或是功利主义的道德主张都要来的清楚有力多了，但若从这个概念进一步延伸，尼采的涵义究竟为何则仍有争议。

许多尼采的哲学思想都带有批判性的风格，尼采最常受到的批评之一便是他“缺乏一套建设性的体系”。然而，尼采自己曾表示他不认为哲学本身可以建构一套思想体系，在《善恶的彼岸》的序言中他指出许多以教条原则建构哲学体系的思想家带有的往往只是普遍的偏见罢了（例如灵魂的概念）。不过尼采也有一些带有建设性色彩的概念例如超人说以及永恒轮回，尼采认为超人是人类以及个人可以靠着自己力量达成的一个目标。

著作

《悲剧的诞生》

尼采在1872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悲剧的诞生：源于音乐的灵魂》（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在1886年则改以《悲剧的诞生：希腊文化和悲观主义》（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Oder: Griechentum und Pessimismus）为名重新出版。第二版包含了一篇序言—“自我批判的尝试”，之中尼采对他的这本早期作品做了一些评论和检讨。

与启蒙时期传统中认为古希腊文明属于高贵、单纯、优雅而宏伟^[11]的看法不同的是，尼采将古希腊文明描述为两种独特派系的不断斗争——阿波罗派与狄俄倪索斯派。阿波罗在尼采来看属于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原则上的个人主义），带着其优雅、冷静、以及对于外表美观的重视，人得以立刻将其自身与朴实的自然界区隔开来。而狄俄倪索斯则代表了酒醉、非理性、以及无人性，尼采在这里也显示了他受到叔本华提出的非理性成分主导人类创造力的概念所影响。尼采描述了在苏格拉底之后阿波罗派如何支配了西方文明的思想，并且提出德国浪漫主义（尤其以理察·瓦格纳为代表）作为复兴狄俄倪索斯派的可能方式，以挽救欧洲的文化。

《悲剧的诞生》刚发表时受到了古典文字学家Wilamowitz-Moellendorff等人的激烈批评。到了1886年尼采也对这本书抱持保留态度，将其称为“一本难以忍受的书…写的很糟糕、沉闷、让人难堪、疯狂。”

《不合时宜的考察》

在1873年开始撰写、并于1876年完成的《不合时宜的考察》一书收集了四篇（原先计划13篇）讨论当时欧洲情况的论文，尤其是有关德国的文化。另外还有第五篇原标题为《我们文字学家》的论文要到尼采死后才被出版^[12]。

1. 《大卫·斯特劳斯：自白者和作家》，1873年，攻击神学家大卫·斯特劳斯（David Strauss）所著的《旧与新信仰：自白文》（1871），尼采以此作为当时德国社会思想的代表之一。他指出斯特劳斯的“新信仰”——依据历史发展而设计出的一套普世制度，批评那是根基于对历史的误解之上成立的一套腐败文化。尼采不但攻击这本书，还攻击斯特劳斯本人是庸俗的假文化代表。
2. 《历史对生命的利与弊》，1874年，突破“知识本身就是目的”的传统看法，尼采提出另一套解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