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后，锦城相吊，遇草堂翁。

　　出自宋诗人王质的《八声甘州 读诸葛武侯传》

　　过隆中、桑柘倚斜阳，禾黍战悲风。

　　世若无徐庶，更无庞统，沈了英雄。

　　本计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

　　转尽青天粟，无路能通。

　　他日杂耕渭上，忽一星飞堕，万事成空。

　　使一曹三马，云雨动蛟龙。

　　看璀璨、出师一表，照乾坤、牛斗气常冲。

　　千年后，锦城相吊，遇草堂翁。

　　【注释】：

　　王质其人精通经史，曾著《朴论》五十篇，言历代君臣治乱之事。此词是他读《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后的感受，不妨看作以文学作品形式写成的一篇《朴论》。

　　《八声甘州》起处通常为八言、五言两句，至五言句末以叶韵注脚。本篇有所突破 ，破为“三、五、五”三句，且于三言句添叶一韵。“隆中”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城西二十里 ，诸葛亮曾隐居于此 。见《三国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

　　词人家在兴国（今湖北阳新一带），可能曾有过过隆中而造访诸葛亮故里的经历 。“桑柘”二句对仗，写哲人已杳，但见桑柘偎倚在斜阳里，禾黍颤粟于秋风中。夕阳西下的一日之暮，秋风悲鸣的一岁之暮。由于本篇所写的乃是一位赍志以殁的英雄，故开局便以这日暮、岁暮之时的萧瑟景象起篇，渲染悲剧气氛。

　　过英雄故里，人虽不可得而见，其事迹则彪炳于史册。故以下即切入正题，追寻斯人一生之出处大节。

　　“世若”三句，先叙诸葛亮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言当世若无徐庶辈相为汲引，诸葛亮难免会被埋没。“本计”四句，则高度概括诸葛亮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 ，自“隆中对策”一直写到“六出祁山”。

　　传载刘备亲访诸葛亮，请其出山时，曾询以天下大计，亮对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候，不可与其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 ，国险民附，贤能为用，可以之为援而不可图。惟有夺取荆、益二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少族，外结好于孙权，内修齐于政治。如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直指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洛阳），将军（谓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庶几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 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这便是诸葛亮初步战略计划 。“赤壁大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继而又挥师入川，从刘璋手里夺取了益州之地，实现了诸葛亮战略设想的前半部分，形势一度对蜀汉十分有利。可惜由于荆州方面军的统帅关羽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系列的失误，荆州被孙权袭取，致使北伐的通道只剩下川、陕一路；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军粮转运不及 ，故刘备死后，诸葛亮屡出祁山伐魏，都劳而无功 。“转尽青天粟 ，无路能通。，这种局面实为诸葛亮无助之力。此二句是对上二句的转折，行文中省略了“孰知”二字，亦属我们在赏析贺铸《伴云来》一词时所介绍过的“ 关照省略”，应对照上文“本计”二字自行补出。

　　换头三句，写诸葛亮之死。此处打破了传统的过片成法，文义紧接上片，使前后阕粘合为一。因“转粟难通”，乃有“ 杂耕渭上”之举。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234）春 ，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与魏将司马懿对垒。魏军坚壁不出，亮即分兵屯田于渭水之滨，和当地居民杂处而耕，作为久驻之计。鉴于他在军事实践中摸索出了这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法。北伐开始有了成功的希望。

　　遗憾的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 （庾信《哀江南赋》），同年秋，诸葛亮不幸病死于军中，一切希望都化作了泡影。

　　以下二句，继而叙述诸葛亮之死后造成的直接历史后果 。“一曹三马”，“曹”当作“槽”。《晋书·宣帝纪》载曹操梦三马同食一槽。自魏齐王曹芳，司马懿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掌魏国军政大权，诛杀异已 ，孤立曹氏。至昭子司马炎时，竟篡魏自立，改国号为“ 晋”。曹操之梦，果然应验。此事虽荒诞不经，但后世屡用为故实。二句谓诸葛亮一死，再也无人能够扫平曹魏，复兴汉室，而使司马氏集团如蛟龙之逢云雨，顺顺当当地发展壮大，灭蜀、篡魏、平吴，建立了统一的晋王朝。

　　然而尽管斯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诗），英雄却未可以成败作论。建兴五年 ，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将出师北伐，临行曾上疏刘禅，反复劝勉他继承先主遗志，亲贤臣，远小人，并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诚及北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决心。这就是气冲牛斗、光照乾坤的《出师表》写得忠爱剀切，历来为爱国的志士仁人所推崇。斯人也，有斯文在，可以不朽矣 ！“看璀璨”二句，命意在此。最后，即于千百万敬仰诸葛亮的志士仁人中拈出一位杰出的代表——杜甫 ，结束全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曾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避难入蜀 ，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构草堂 ，前后居住长达三年之久 ，故以“草堂翁”命名。他游成都武侯庙时，饱蘸浓墨，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吊诸葛亮的著名诗篇《蜀相 》。千古名相，又得千古诗圣为作此千古绝唱，九泉之下，亦当含笑了。

　　本篇在宋词中虽然算不得上乘之作，且将诸葛亮与刘备的相遇归结为纯粹的历史偶然性（全靠徐庶等推荐），并过分夸大其“ 一身系天下安危”的历史作用（设想如天假斯人以永年，司马氏集团便不得崛起），犹未能摆脱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所无法摆脱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但词笔一丝不苟 ，叙事井井有序，剪裁史料能做到披沙拣金，提纲挈领，要言不烦，理性的思考与感情的挥发互为理志，抽象的议论与形象的描绘交相辉映，仍不失为一篇杰作。尤其值得称道者，以自己秋日过隆中造访卧龙故里起光，以杜甫春日在成都凭吊侯祠堂作结，时代一宋一唐，季节或秋或春，地点在襄在蜀，人物为已为杜，不无差异，但缅怀诸葛亮其人其事则一也，缅怀其人其事时之心情则一也，首尾呼应，一脉相通。古人传说，江南茅山有洞穴潜行地下，可直达岭南罗浮山，借用来比喻王质此词，不是很贴切么？

　　南宋人吟诗赋词，屡咏及诸葛亮。如陆游《书愤》诗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程珌《水调歌头·登甘露寺多景楼望淮有感》 ：“三拊当时顽石 ，唤醒隆中一老，细与酌芳尊。”皆是。盖因当时小朝廷苟且偏安，不思北伐以收复为金人所占领的中原失地，遂使爱国的诗人词人常常怀念这位历史上的北伐英雄。对诸葛亮的歌颂本身就是对南宋统治集团中那些“忘了中原”的人的一种鞭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