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尚书都官员外郎王公墓志铭》

原文：
王氏其先太原人，世久迁徙，而今家抚州之临川。公讳益，字舜良。祥符八年举进士及第，初为建安主簿。时尚少，县人颇易之，及观公所为，乃皆大畏服。其督赋税，未尝急贫民。或有所笞罚，唯豪剧吏耳。以故建安人尤爱之。尝病，阖县为祠祷。
改临江军判官。军多诸豪大姓之家，以财力自肆，而二千石亦有所挟为不法，吏乘其然，干没①无所忌。公至，以义折正二千石，使不能有所纵，以明惮吏，使不敢动摇。居顷之，部中肃然。诸豪大吏见公皆侧目而视，至以鄙言目公曰：“是不可欺也。”卒不得已，以他计出公。去，知新繁县。县有宿奸数人，公既绳以法，其余一以恩信遇之，尝逾月不笞一人。
还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尚书屯田员外郎。属县翁源多虎，公教捕之。令欲媚公，言虎自死者五，舆之致州，为颂以献。公使归之曰：“政在德不在异。”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谋为变。事觉，一郡皆骇。公不为动，独取其首五人，即日断流之。或请以付狱，公不听。既而闻其徒曰：“若五人者系狱，当夜劫之。”然后众乃服。韶居南方，虽小州，然狱讼最多，号难治。公既以才能治之有余，遂以无事。又因民之暇时，为之理营驿，表坊市道巷，使皆可以久远为后利。归丁父卫尉府君忧，服除2，通判江宁府，改都官员外郎。
宝元元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六。
吾尝闻乡里长老言，公为人倜傥有大志。在外当事辄可否，矫矫不可挠。及退归其家，敛色下气，致孝于父母，致爱于族人之间，委曲顺承，一以恩自克。位不满其志，故在外之所施用者，见于小而已，今吾所书是也，其大可知。则家行最笃已，先人尝从公游，其言亦然。而吾又与其子安石友，故得知公事最详。其将葬也，遂为之铭。
（取材于 曾巩《尚书都官员外郎王公墓志铭》）


译文
王氏的祖先是太原人，家族很早就迁往外地，如今在抚州的临川安家。公名益，字舜良。祥符八年王益参加科举考中进士，起初担任建安主簿一职。王公当时还年轻，当地人很轻视他，等到看了他做的事，才都十分敬畏佩服。他督查赋税，不曾逼迫贫苦百姓。有时也有拷打责罚，只是针对强横凶狠的官吏罢了。因此建安人特别喜爱王公。有一次他生病了，全县人为他祭神祈福。
（后来王公）改任临江军判官一职。军中有很多豪强大族，他们依仗财力肆意放纵，为非作歹。而知州也（因为）有所依仗而行不法之事，下面的官吏趁这样的情势，无所顾忌地侵吞他人财物。王公到任后，用道义纠正了知州的做法，使得他不能有所放纵，以此让官吏们有所明晓有所畏惧，使他们不敢有所动作。没多久，临江军上下秩序井然。豪强大官们见到王公都不敢正视他，以至于用轻蔑的言词评价他：“这个人是不能欺侮的。”最终无可奈何，采用其他办法将他排挤出临江军。
王公后来回去管理韶州，改任太常博士、尚书屯田员外郎。属县翁源一带虎多为患，王公让当地属员捕捉。县令想要献媚于王公，说老虎自己死了五只，用车将它们运到州府，献给王公以此歌颂他。王公让他们把老虎抬回去，说：“为政之道在于德行而不在于歪门邪道。”韶州有驻兵五百人，接替的士卒久久不到，他们想谋划发动兵变。事情暴露，全郡人都很惊恐。王公镇定自若，只逮捕了那五个首领，当天就判决流放了他们。有人主张将他们关入监狱，王公没有听。不久就听他们的同伙说：“如果这五个人被捕入狱，当夜我们就要去劫狱。”这之后众人方才钦服。韶州位于南方，虽说是个小地方，但案件诉讼最多，号称难以治理。王公凭自己的才能治理得从从容容，于是地方无事。他又趁百姓空闲的时候，让他们整理营驿，给街巷集市作好标记，让它们都能够长久地为后人带来便利。（后来）他返回家乡为父守丧，守丧期满后，改任江宁府通判，又改任都官员外郎。
宝元元年二月二十三日因病死于任上，享年四十六岁。
我曾经听乡里年纪大的人说，王公为人洒脱，胸怀大志。在外面遇到事情总是果敢决断，英武不屈。等回到家里，敛容谦恭，对父母恪尽孝道，对族人奉行友爱，曲意迁就，顺从遵奉，一概用感恩之心来约束自己。他目前的职位不能让他的抱负完全施展出来，所以在家外所表现的，只是小部分（才能）罢了，现在我写的这些内容，可了解他的主要品行。那么家内的行为最可信了，我的父亲曾经跟随王公外出求学，他说的也是这样。而我又与他的儿子王安石是朋友，因此得知王公的事情最详实。他将要下葬，于是为他写下了这篇墓志铭。